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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代学人的“子海”梦
时间2014-03-04 09-24-00 浏览次数:

  青年时期的高亨
  高亨(中)与学生时代的董治安(左)
  董治安在工作中(摄于2004年)

  □ 大众报记者 王新蕾

  “先秦诸子,半在齐鲁。”身处子学重镇,齐鲁学人历来注重子部典籍,以文献整理为治学之基,留下了丰厚成果。较之经、史、集部典籍,子部全面反映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、学术文化、科学技术、生活方式等方面内容。子海,为“子书渊海”的简称,意味着子部典籍和子学研究的汇萃。
  2013年11月,在高亨先生的《先秦诸子研究文献目录》的基础上,由已故著名古籍整理与研究专家董治安先生策划的“《子海》整理与研究”项目,在海峡两岸学者共同努力下,推出首批重大成果——影印子部珍贵古籍善本543种的《子海珍本编》174册,分为大陆卷124册和台湾卷50册。
  今年2月20日,是子海编纂中心2014新学年第一次例会,记者来到了位于山东大学中心校区文史楼的子海办公室。“子海的价值,不仅在传播中国传统文化,更在于其思想内容,服务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。”子海编纂中心郑杰文教授说。从高亨到董治安,再到子海编纂中心,一个世纪以来,三代齐鲁学人衣钵相传,延续着同一个“子海”梦。
    “高亨教授和他的助手”
  高亨(1900年~1986年),1925年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,师从王国维、梁启超等,建国后经冯沅君、陆侃如推荐执教山东大学,以易学、先秦诸子、《诗经》及古文字学等研究著名。
  高亨的子学研究,涉及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、《荀子》、《墨子》、《韩非子》、《吕氏春秋》、《商君书》等多部先秦诸子著作,在字句训释、思想分析、作者生平事迹的考索,俱臻精到,至今为世所珍。
  董治安(1934年~2012年),1952年入山东大学中文系,1956年毕业后留校任教。经由冯沅君推荐,担任高亨学术助手,自此一直工作在高亨身边,三十年朝夕相处。
  高亨先生留给他助手的,最为可贵的,就是子学研究计划。高亨早有一套子书整理与子学研究的宏大计划,他去世后,不但留下《老子哲学》、《庄子哲学杂论》等子学研究论著手稿,还把数十年间不断完善的一部《先秦诸子研究文献目录》,于上世纪80年代初郑重交付给董治安。把子书整理与研究推向深入,这一“子海”梦,让几代学人魂牵梦绕。
  直至2010年,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委托山东大学实施“《子海》整理与研究”项目。这样,董治安先生在离世前两年,终于把高亨先生等几代学人的子书整理和子学研究心愿付诸实际。
  “董先生把传承高先生的学术,看得比什么都重要。”据子海编纂中心王承略教授回忆,在《高亨著作集林》整理过程中,董先生几乎是逐字逐句进行把关。后来在研讨会上,董先生自己也说:“如今,煌煌十卷、堪称精美的《高亨著作集林》得以隆重出版,可以说圆了我一个多年的梦。”
  一日为师,终生为父。作为高亨先生的学术传人,董先生终生笃于师生情谊,已成为学界佳话。“1979年至1989年,董治安穷十年之力,将高亨的《古字通假会典》遗稿整理出版,自己署名仅是一个‘整理’。”王承略说。
  2010年12月,仍为在校学生的记者,曾作为校报记者,采访过董治安。时年76岁的董治安,多次忆起恩师高亨先生:“在治学上,高亨先生非常勤奋刻苦,年逾花甲的年纪,仍然坚持每天早上四点左右起床,伏案工作十个多小时。”
  高亨先生卧病在床,仍笔耕不辍,让董治安记忆犹新:“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,高先生不时卧病在床,在夫人罗璘先生帮助下,设置了一块特质木板,悬于胸前,自己半仰在垫高的枕头上,借此读书写字;视力不济,则求助于高倍放大镜。往往是一天下来读书不过数页,一条短札竟需费时多日,而高先生却持之以恒,作而不辍。”
  董治安对高亨的思慕与爱戴,后辈们有目共睹;而高亨对董治安的教导与爱护,早已成为学界佳话。
  “高亨对董治安的爱护,更多地表现在传授知识和经验上。1956年董治安刚毕业做助教时,高亨就以每周三次、每次约三小时的工夫,对董治安进行辅导。”1961年9月,这篇名为《高亨教授和他的助手》的文章,发表在《大众日报》上,报道了高亨对董治安悉心栽培的事迹,还曾被《光明日报》转载。
  时隔53年,回望这份师生情谊,我们倍感亲切。“高亨教授和他的助手”,自1956年结识至今,演绎出的一段段学界佳话,不仅让我们重温长幼有序、尊师重教、自尊自爱的传统礼节,更见证了两代学人对传统子学的信念与践行,看到一脉子学传统的三代延伸。
    顾复之中
从先秦诸子到子海

  董治安论著成果中,子学研究论著之数量几乎占一半。“子学研究,是董先生学术研究的重要方面和最早入手处,他的《说〈晏子春秋〉》写于1959年,他的《与吴则虞先生谈〈晏子春秋〉的时代》写于1963年底。谈及董先生的子学研究,最应提及的是他的先秦诸子研究成果。”郑杰文教授说。
  “研究方法上,董先生从梳理可靠的、尽可能多的古文献入手,结合经学、史学、文学等学科理论,来作诸子学的跨学科研究,而不像彼时那些生搬马列文论所作的‘时代背景—思想内容—艺术特色—流传影响’程式化研究。”郑杰文介绍。
  不仅传承子学学脉,董治安也重言传身教、师生情谊。从“高亨教授与他的助手”,到“董治安教授与他的助手”,董先生将学界佳话续写了下去。
  1985年,郑杰文进入古籍所研究生班,并担任班长,毕业后,作为董治安的助手留校。“当时我研究生毕业,董先生告诉我,如果想着做大学问,那么一定不能在乎眼前的得失,而是要沉下心来,把做学问的根基打好。”郑杰文说,董先生一直在乎的是学问,从来不争不抢,一辈子淡泊名利。2005年,与董治安商量后,郑杰文放弃了到国外讲学的机会,留在学校支持学科建设。
  “董先生常说,好文章应是‘楔形’的,是说切入点要小,从某一具体问题的研究论述入手,最后得出与文史研究大问题相关联的学术结论,为此一大问题的最终解决增添阶段性成果。绝不能先提原则,而后到古书中去找条文。”郑文杰口中的“楔形文风”,也是董先生脚踏实地的学风。
  《诗经·小雅·蓼莪》云:“父兮生我,母兮鞠我。拊我畜我,长我育我,顾我复我,出入腹我。”说的是父母对子女的厚爱,以及养育子女的劬劳,而王承略教授用“顾复之中”,来形容董治安先生对学生的关爱,“我年轻时,跟随恩师董先生读博。父母之于子女,惟恩师之于弟子差可相比。”
  “1996年12月的一天下午,古籍所开完会,已近傍晚,天气突然阴晦,刮起了西风,飘起了雪花。我因为穿得少,浑身瑟瑟发抖,董先生见状,立即把风衣脱下给我穿上:‘我离家近,你离家远,我一会儿就到家了,冻不着的。’”穿着董先生的风衣回到家,王承略家人皆被深深感动。
  教学方面,董治安以高亨之法教育学生。“董先生常常援引高先生的话,‘一经通,百经毕’,强调专经研究的重要性。在董先生教导下,我对《诗经》展开研究,不仅拓展了学术研究的新领域,也开启了学术上二十年的追随之路。”王承略说。
  “自1987年毕业,认识董先生,整整25年,我一直在先生关爱下工作。”子海编纂中心刘心明教授说,“子海编纂中,每当碰到难题、缺乏解决的思路时,杰文兄都要带领王承略兄和我向先生讨教。或迳造先生府上,或请先生来子海中心,每次求教,总能获得满意的答案。子海项目头两年的顺利开展,与先生的关怀与指导是分不开的。”
  平常的时候,董治安就在家为《子海精华编》审稿。“无论是体例的安排,还是文献的梳理、查证,甚至是异体字的规范统一,先生总是一一关注,指出不妥之处并提出改进意见。先生改过的书稿和审稿意见,都是出版社和子海中心公认的学术范式。”刘心明说。
  2012年5月27日凌晨,董治安先生因心肌梗塞引发心力衰竭而辞世。对于先生的离去,子海中心的同仁们都觉得难以接受。据刘心明回忆,“我记得先生辞世已经一个多星期了,有一天中心又碰上了难题,大家议来议去,难以决断,杰文兄下意识地说道:要不咱们去请教一下……话还没有说完,他就自己咽了回去。所有在场的人都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,也都猛然意识到,这种学术恩惠,我们再也得不到了。”
    三代接力
从子海到古籍珍本合璧

  “‘《子海》整理与研究’,是一项将子部精华典籍予以整理和研究的大工程,一方面需要对其扩大收书范围,另一方面需要对其进行深层次的整理与研究。”王承略教授说。
  一个良好的研究的前提,是学者必须掌握充分坚实的第一手文献资料。据王承略介绍:“目前大陆公共图书馆,所藏中国古代子部典籍大约有5万种。由于历史原因,许多珍贵文献散藏在了日本、英国、法国、美国等国和我们台湾、香港地区等地,这直接影响到学术研究的深入发展,也影响到民族文化的传承问题。”
  台湾,是他们谋求海外合作的首站。经过不懈努力,项目组与台湾地区相关图书馆、博物院等藏书机构及台湾商务印书馆等出版单位,达成了合作协议。2011年,项目组核心成员郑杰文教授、刘心明教授、王承略教授,先后亲赴台湾调查和复制底本。
  “说到古籍,我们与台湾学者的交流没有障碍。在台湾的图书馆,读者服务做得很好。”2011年9月至10月,刘心明到台湾寻书,对台湾文化感受颇多。刘心明回来的那天,王承略又奔赴台湾,“林庆彰、王国良、叶国良、徐富昌、张宝三等台湾学者,亲自带我们去图书馆查资料。”
  从2011年9月至2012年2月,郑杰文在台湾寻书,一待就是半年。几个月下来,皮鞋被台北的雨水浸坏了,胳膊被沉重的相机累酸了,但他们心里满是欢喜,因为沉睡在台湾的珍稀典籍,可以为世所用了。
  2013年11月,海峡两岸联合推出影印子部珍贵古籍善本543种的《子海珍本编》第一辑,这不仅是对民族文脉与文化遗产的保护,也是两岸学界共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次实践。
  据介绍,整个子海项目,将形成收录500种子部要籍的《精华编》、收录5000种子部古籍的《珍本编》、收录100种子学研究专著的《研究编》,以及相应的对外《翻译编》,成书5600余种,总体规模为《四库全书》收书数量的一倍半。
  “虽然这个项目是由我们牵头做,但这是高亨先生嘱托给董老师的未竟事业,背后真正牵头做的人是董老师。现在董老师去了,我们更会拼尽全力,把子海项目做好,让老师在天之灵能够安息。”郑文杰说。
  从诸子百家到子海,三代人的子海梦,正在步步实现,也在步步发展。寻书中,子海项目组痛心于古籍珍本流落海外,拟将合作编纂出版的古籍扩大到经、史、集部,将协同合作对象由台湾地区扩大到日韩、继而欧美等国,启动了“古籍珍本合璧工程”。
  从子海再到“古籍珍本合璧工程”,优良学统在传承,历史重任在召唤,新一代齐鲁学人也将继续上路、砥砺前行。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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