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乡村记忆的传播者
时间2014-05-16 09-48-00 浏览次数:
实体遗迹和无形的文化记忆都在逐渐消失
卢继超站在他的大汶口文化遗址博物馆门前
郑希德很鄙视机器生产的渔网
卢继超向记者介绍年轻人眼中的“破石头”

     如今的山西街村,住户大多是老年人。年轻人都已经搬到古村西边的新镇上生活,他们盖起商品房,一如多年前的山西街人,继续从事着商业活动。但是有些记忆,只能融存于老人的记忆中,融存于山西街村的遗迹中,融存于老村南口的那条自东向西奔流的大汶河中。卢继超和郑希德,是山西街村的两位老人。如今,他们正在用自己的方式,记录着关于山西街村的乡村记忆。

  卢继超的博物馆

  1959年,小麦扬花时节,修筑津浦铁路复线的民工在汶河南岸施工时,挖出成片的墓葬——举世闻名的大汶口遗址。
  对于山西街村的村民卢继超来说,他的命运,也自此改变。
  1960年的夏天的某个傍晚,已过而立之年的卢继超去大汶河滩挖燕子石,与两位正在河滩寻找古陶片的年轻人不期而遇,而这两个年轻人中的一个,就是当时山大考古系讲师,后来著名的大汶口文化研究专家刘敦愿。
  作为卢继超来说,读过五年私塾,上过初中,在村里做过老师的他,言语之间多少有些不同于其他村民的书卷气,而正是这书卷气,吸引了刘敦愿。他于是拜托这个当地人,为自己搜集一些与大汶口文化有关的石器和陶片。“从那以后,我对于大汶口文化也有了兴趣。”5月13日上午,在卢继超的大汶口文化遗址博物馆里,他这样对记者回忆说。“这个博物馆不是我的,而是我们17个股东的,我只是这些股东中的一个。”现年85岁的卢继超,虽然耳朵有点背,但是谈起大汶口遗址和山西街村,他有着太多想说的话。作为山西街村的村民,卢继超显然继承了山西街独特的经商意识,改革开放之后,卢继超率先在古镇上做起了生意,而如今他的四个儿子,据说都是大汶口镇的纳税大户,都有自己的生意,并且很早就买上了私家车。“有钱了,但是得干点儿事儿,给村里镇上的街坊们干点事儿。”这是卢继超最简单最朴素的想法。
  在卢继超看来,办大汶口文化遗址博物馆,收藏大汶口和山西街村的碑刻和老物件儿,就是他要做的“事儿”:“将来干好了,搞旅游,可以带动更多的人致富。就算是不搞旅游,留住这些老物件儿老东西,也是对村里镇上历史的一种保护,将来孩子们可以通过这些东西,了解村子,了解古镇。”
  在卢继超的大汶口文化遗址博物馆里,有一块被砸坏后重新拼起的碑刻,据卢继超介绍,这块碑刻恰恰是晚清时期重修山西会馆的一座碑刻,在这座被风化的碑刻上,卢继超勉强找到了自己老爷爷的名字——卢学知。“我也是通过这块碑刻才知道,我老爷爷当年在重修山西会馆的时候,也出过力,这其实就是乡村的记忆,是我们村的记忆。”卢继超表示:“我也希望可以通过搜集这些东西,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大汶口,了解山西街村。”

  渔人郑希德

  在1960年那个夏天的傍晚,当卢继超与刘敦愿相识的时候,山西街村的郑希德还是一个18岁的孩子,彼时的他想的最多的,就是想办法填饱自己的肚子,用粮食满足自己那正在迅速成长的身体。“那时候,捕鱼是一个很好的填饱肚子的方法。”郑希德家就在山西会馆的东侧,顺着家门口的大路往南二百米,就是大汶口古镇的西南门,以及那座象征着大汶口镇曾经繁华无比的明代古桥。
  站在当时的古桥上,往大汶河中看去,大量的鱼儿不断地在水中嬉戏。
  “从那以后就特别想学人家撒网捕鱼。”郑希德的愿望很快就实现了,这一年,他拜大汶河上的渔人,宁阳县的韩老六为师,开始学习捕鱼技巧。
  一如中国其他传统的拜师学艺一样,郑希德也准备了四样礼物:鱼肉烟酒。
  而师父韩老六,则教给他捕鱼和织网的技巧。
  “捕鱼不是把网撒进河里就完事儿了,里面的道道也有不少。”13日中午,在自己家的客厅里,郑希德一边织着一张渔网,一边对记者说。良久,他会停下来,默默地思考一阵儿,然后不满的摇头道:“现在这些孩子捕鱼,那还叫捕鱼么?”
  郑希德的不满,来自于大汶河上那群年轻的渔人们——地笼捕鱼、电枪电鱼、毒药捕鱼,这一切在郑希德这位打了一辈子鱼的老人看来,完全是“大逆不道”的。“不说别的,就他们用的那渔网,那叫渔网?那叫断鱼子孙的破烂儿。”在郑希德看来,如今的大汶河渔民,根本不懂得捕鱼的传统意义:“(以前的捕鱼规矩是)抓大放小,不能涸泽而渔,产卵期不要下网,现在倒好,这些年轻人用的网,网眼儿又小又密,大鱼小鱼一窝抓了,你让这些鱼以后怎么繁殖?”
  在郑希德的记忆里,“渔”并不是撒网收网那么简单,制作渔网和选择渔网才是渔人们必须学会的手艺:“三年自然灾害,大汶河里的鱼,救了很多人,后来有了生产队,我就在队里的渔场当老师,教村民们捕鱼,捕了鱼之后卖了,到队上换工分,养家糊口,这就是我的乡村记忆,也是村里的乡村记忆。”
  鱼,对于郑希德一家人乃至于整个山西街村,都有着别样的意义。至今郑希德一家人,从他到孙子,没人喜欢吃鱼:“每次打了鱼要做,他们都不吃,最后只好送人。为什么?因为当年实在是吃伤了。”
  在郑希德的记忆里,山西街村里有几个捕鱼的好把式,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,这些老伙计们大多驾鹤西去,如今能在村里采用传统的织网捕鱼技巧的人,只有他自己了。
  现在,郑希德正在为自己的技艺如何传承而发愁,育有一子一女的他,并未能将自己的手艺完全的传下去:“儿子从小跟我在河里捕鱼,怎么下网收网,不用教就会了,但是织网他不会,也不愿意学。”至于自己的孙子,似乎更喜欢电视和电脑手机里的游戏,对于捕鱼这个充满乐趣的活动并没有兴致。

  乡村记忆的传承之难

  不管是卢继超还是郑希德,对于山西街村,都有着自己独特的记忆。
  但是如何传承这些记忆,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这些记忆,让他们望得见乡愁,却是一个难题。“年轻人有自己的想法,对于这些老东西,并没有太多的兴趣。”卢继超表示。
  在大汶口文化遗址博物馆创建之初,卢继超通过个人奔走,联合了镇上的十多个有识之士,集资50万元,成立了博物馆。
  但是更多的年轻人,对于博物馆的出现表现出的是一种不屑与不解:“一些破石头片子和泥巴罐子有什么看头?”
  卢继超无法回答这样的不屑,他所做的只是尽可能的让博物馆生存下去——2003年非典期间,博物馆按规定不接待游人,致使员工工资和费用没法解决。卢继超毅然从自己的养老钱中拿出3000元,给员工发工资,维持运转。“这些事儿你最好别提,多宣传咱们大汶口文化和古村的重要性,让更多的人来了解这里。”在采访期间,卢继超反复对记者如此表示。
  无独有偶的是,在结束对郑希德的采访时,郑希德也做出了类似的表示:“如果有人看了你的报纸,想学织网技巧,就介绍他来,我免费教他们。”
  晃了晃手里的渔网,郑希德无奈的摇头道:“世道变了。现在一张渔网,成本100多块钱,最多卖300多块钱,织一张网最快也要20天,年轻人都不愿意学。”而机器生产出的又密又细的渔网,在郑希德看来除了鄙视,还是鄙视:“现在村里会捕鱼,懂得渔猎技巧的老人,基本上都走了,这门手艺能不能传下去,还是个问题。”
  关于乡村记忆,除了这些实体的遗址遗迹之外,我们也在努力的保存着无形的文化记忆,而这些对于山西街村,对于乡村记忆来说,是最为宝贵的。
摘自:山东商报
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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