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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李家”姓了王
时间2014-06-20 14-22-00 浏览次数:

 

悦衡府失火的楼

村里的孩子在老屋玩耍

     和大多数的北方村庄一样,李家疃并不是一家一姓的天下。在长期的流变之下,李家疃的李姓所剩无几,外来户的王姓成为了村里第一大户。由于王家发展成为地方望族,其与当地的关系也变得更加根深蒂固,牵一发而动全身。

  反客为主

  从地理位置上来看,李家疃被青龙山、凤凰山、宝山三山拱秀,青阳河环村而过。传说宝山的名字来源于一场战事,五代时的开国侯王延章与后唐将领李嗣源大战于山东,王延章行军至此山后,把随军财宝乘夜掩埋以便轻装迎敌。正因此人们就把这个山叫“寄宝山”,后简称为宝山。不仅三山青翠葱茏,村子的地下水也非常丰富,周村城区二十万人的饮用水主要靠设在李家疃的水厂供应。
  淄川县志记载,李家疃村始建于汉代,村碑留有“李姓最早定居故名李家疃”的记录。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,李家疃先后有数姓居民来此定居,最开始的李姓人家反倒逐渐淹没在时间的洪流里。明洪武三年(1370),王姓奉旨从原籍直隶正定府冀城枣强县迁入李家疃定居,后王姓逐渐发展为村中大户。时至今日,王姓已经占到了全村总户数的七成。
  与明清时期山东兴起的望族类似,王姓之所以能成为李家疃的大户,也是因为其子孙科举能力强,由读书而入仕,最终成为地主,田连阡陌。清末时,为防匪患,环村更是建起了围墙,开有东西南北四个城门、炮台。
  有意思的是,如今的李家疃村其实是由原先的两个村组合而成:如今的中心大街过去是条被称为庙子沟的水道,在沟的西部为王家大庄园,东部为佃户村,又名太平庄。历史上,正是这些王姓的大户们拥有雄厚的实力,建造并留下了众多的建筑,才让李家疃变得与众不同。而那些沟东边的杂姓小户则多是为王家打工、辛勤耕耘的底层劳动者。

  儒商兴家

  王姓也并非一开始就科举超群。根据记载,从洪武三年开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,李家疃村主要有王、曹、唐三大姓氏组成。王家用了百余年的时间不断积蓄物质和精神的财富,终于从嘉靖年间(1522-1566)开始科甲连绵。生于嘉靖十四年(1536)的王宣化考取进士后,曾历任知县、监察御史、知府、刑部主事员外郎等职。曾有人犯罪当死,这人向王宣化“贿肴品十罈,启之皆金珠,可值百万”,但王宣化坚持不受仍依法办案,被人称淄邑“清白吏子”第一人。个例之外,官运亨通伴随的总是财源茂盛,王姓也逐渐成为当地望族,先后有二十余支迁出李家疃开辟新家园。
  这股科举兴家之风绵延近两百年。清康熙雍正年间,李家疃王姓家族的发展遇到了第一次停滞。根据《王氏族谱》记载,这一时期王姓子弟中曾有赌博之风盛行,导致部分家庭败落,“务农商者多,习诗书者寡”。虽然诗书儒生少了,王家却转上了经商习武的道路。其中,以十二世王以奇为代表,在江南经商贸易,开办钱庄。在他的带领下,李家疃的王姓子弟纷纷将周村的丝绸贩到江南,然后从南方运回布匹在本地出售,子孙习文练武,科甲迭出,一时间族风重振。这一时期王世子孙对祖村的旧建筑进行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改建,并最终确定了现在的布局。时间来到清末。或许是因为经商习武总会结交更多的江湖人士,李家疃的王姓子弟先后都染上了毒瘾,祖上辛苦攒下的基业化作屡屡青烟,迅速败落,豪宅一片狼藉。加上连年战乱,曾经环村的城墙先后坍塌。王家和整个李家疃一起,再次面临衰败的局面。讽刺的是,现如今,山东省强制戒毒所就毗邻李家疃村,这或许是历史不经意间开得一个玩笑。

  涅槃重生

  村支书邓永荣是土生土长的李家疃村人,只不过他的姓氏在村里属于小姓。自从1985年主政李家疃村以来,他对于村里的事情如数家珍,特别是那些他曾经亲历和亲历者讲述的事情,最让他记忆犹新。
  一九四二年发生了旱灾、四五年发生了蝗灾,李家疃都没有躲过去,在灾荒年月村里有八户人家近五十口人下了关东,三户人家卖儿卖女。一九四四年夏天,日寇进村,“日本鬼子当时是想找一个李家疃村的抗日志士王焕文,但是没有找到,生气之余,鬼子把负责村治保工作的伪保长和王焕文的后妈杀了,找到王焕文的妻子之后一脚把她踢翻在猪圈里,从背后一刺刀杀了她,据老人们说,现场惨不忍睹。”邓永荣说。
  文革时期,邓永荣就已经有了记忆。1966年,村里唯一的牌坊遭到了灭顶之灾。“清朝嘉庆二十三年,王家有人奉旨为自己的母亲于氏建立节孝牌坊。直到文革前,村里有人去当兵,临行前全家人还会在牌坊前合影留念,那个牌坊仍保存完好,相当精美。但是文革一来,村民们拿起撬棍、大锤就往牌坊上的石雕上砸。”邓永荣说,很美的牌坊变成了一堆碎石。碎石拿去炼了石灰,牌坊的石质底座则戏剧性地成了摆放毛主席像的地方,没人觉得不妥。“破四旧”时,遭殃的不仅是牌坊。“村里大户人家那么多,虽然解放后该分的分了,该斗的斗了,但是死人的东西却没有动过,有人就说去挖祖坟。”邓永荣说。如果不是当时高压的政治环境,挖祖坟这一事情之恶劣,令每个中国人都不能容忍。于是,今天你带头挖了我家的祖坟,明天我会加倍还回来,很快,李家疃先人的坟墓都被挖了一遍,连周边山上被家人遗忘的坟冢也未能幸免。“好多挖开的王家祖坟里石刻都很精美,但都被革命者抡起锤子砸了。更有甚者,还提议从死人身上弄下珠宝首饰,卖了之后买戏服、乐器,丰富群众的革命文化生活。当然,这一提议肯定被大伙拥护,很快,就变成了哄抢。当时我还是个小孩子,随手在坟里捡了玉石玩,都已经回到家了,大队书记撵到家里来给要了回去。”邓永荣说。
  经历过断断续续近百年的动乱后,改革开放为李家疃迎来了新的契机。“村子的地理条件比较好,有点资源,村办企业收入相对不错,村民人均收入一度是周村最高的村。”邓永荣自豪地说。
  如今,李家疃全村现有302户,902人,耕地面积850亩。在这个1992年就有人购买轿车的村里,挣更多的钱不如挖掘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更有吸引力。

  蹊跷的保护

  1991年,李家疃村内修路施工时在南北大街北段、道路西侧挖出了三个大瓮,当打开之后发现,三个大瓮里装着满满的“宝贝”。“三个大瓮里装有各种瓷器、锡器、铜器,个个都很漂亮精美,由于保存的好,外观也没有受到破坏,和新的一模一样。其中有个铜香炉,大约有二十来斤重,我翻过来一看,上面落款是‘宣德年制’。现在来看,这就是价值连城的宣德炉啊。”邓永荣说。不仅如此,现场从大瓮里发现的,还有一款长宽均有半米左右的大砚台,非常沉重,“十七、八岁的小伙子搬着都走不了几步”。
  但令村民感觉蹊跷的是,这三大瓮的文物出土后,很快便被派出所和文物部门保护并收缴上去。但数年之后,当村民要求重新查看这批文物时,保存在相关部门的东西却不是原来的那些了。“比如那么大的砚台,在场的村民都看见了,登记时只写作‘一方砚台’,但是后来再去查看时,砚台已经变得非常小了——很明显不是原来的那个了。”有村民这样说。
  时至今日,当年见过出土三大瓮的村民仍然记忆犹新,也有村民认为那是自己家祖上流传下来的,至少应该摆在村里,或许这样保护会更好。
来源:山东商报
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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